他强势地发起自上而下的改革章程，重点在于官吏们在政策实行、税收规范、吏治、民治……多个方面的真实成效。

对于懒政、怠政、庸政、乱政等严惩不贷。

在他的《吏治新章》中，还提出了权责三分，将决策、执行、监督三者有效结合，给保宝泰年间新政向下推广打出了良好落实到位的基石，也给大宣朝全国的官风起了肃清整顿的作用。

而秦朝宁推行的宝泰年间税改，配合宝泰年间货币改革一同向全国各乡县辐射性地推行开来。

自此，宣国开始了逐步的税收名目的规范化，税额的制定，税物的损耗、转换、运输，税收的归属……皆有有法有条例可依，全国上下逐渐大统一。

这之后的几年里，由于嘉帝性子温和，对于朝臣们的意见接受度，而宝泰年间的朝臣人才辈出，使得宣国的国力前所未有地快速发展了起来，竟有了几分国泰民安的祥和景象。

宝泰六年，在这一年里面，宣国朝堂上的大事有，嘉帝的第一位嫡皇子出生了，刘旭上奏请求致仕，阮储远洋带回来了番薯、玉米等粮种，北方边境有外族愿意归顺……

六月酷暑之际，这天正午，刘旭精神不济，步履缓缓地赶去乾明殿。

天气晒得猛，连人走在青砖上都是烫脚的。

他不发一声，走几步已经额间满是汗水。

官服沾了汗之后，颜色染深了几分，又重又黏地挂在身上，让刘旭的不适更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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