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唐朝以前的史官们就不同了。他们对于“君举必书”的态度颇为认真。中国古代的史官有“秉笔直书”的好传统，成为后世史官竞相继承的品藻和史德。他们都知道“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刘知几)。因此，对帝王们的言行，随时都要记录下来，不管你“举”得对不对，都要“直书其事”。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说真话，不说假话。“宁为兰摧玉折，不为萧敷艾荣”，绝对不能“兰艾相杂，朱紫不分”。

帝王和史官，一个要“自称我长”、“掩恶扬善”，一个要“直书其事，不掩其瑕”；一个要文过饰非，一个要“君举必书”；一个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一个要对后人“申以劝诫”。两种目的，两个标准，南辕北辙，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和较量。较量的结果，常常是权力压倒亢直者，屠刀强过笔杆子。在封建君主**下，史官们屡遭厄难。但是在唐朝以前，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并不直接插手史官的历史记载，古时的史官也比较坚持“秉笔直书”的崇高节操。最著名的要数董狐，董狐以秉笔直书闻名，后人将写文章能依照事实陈述、公正的人称为“董狐之笔”，他是晋国史官，他写“赵盾弑其君”，事实上，赵盾非实际弑君者，弑君者是赵穿。可是身为国家重臣的赵盾，非但不思讨贼，反而另立公子黑臀为君。因此，董狐才会将弑君一事归究于赵盾。这是根据其政治责任而书之于史的。司马迁、孔子、文天祥对其评价非常高。还有齐国的史官因写了权臣崔杼的“弑君”之罪，结果兄弟二人接连被杀。最后一个弟弟接任太史之职，还是写“崔杼弑其君”，最后崔杼没杀他，让他继续写。他们就是与统治者标准不同的情况下坚持着为史执笔的史官信念。就是他们的坚守让我们们还能看到历史的少许真实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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