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立讲完，又开始记者提问。

这次是上海《申报》的记者余秋兰，她问道：“韩先生，我是《申报》的记者余秋兰，请问，您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会继续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吗？”

“当然。”韩立道：“基本情况如此，但也有些改动，我说一下。扶助农工应改为领导农工，中山党要担起领导全国人民的责任，全国人民自然包括农工，不必刻意指出来。联共改为容共，中山党不跟莫斯科的**合作，但接纳所有想跟我们一起奋斗的**人。加入我们的**人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在我这儿不发展**员，我希望在他们心里，中山党取代**。”

“联俄，是地缘政治的问题，随着环境改变而相应改变。中国的地缘政治，不以意识形态为转移，完全以利益为依归。苏联，只要日本是我们的敌人一天，就应该尽量与苏联友好”

余秋兰又道：“韩先生，您打算如何处理与国民政府的关系？”

“中国的苦难太多了，中国人民的苦难太多了。”韩立低沉的声音里蕴含着至为深沉的悲痛，这悲痛感染了所有人。

“内战，是最大的苦难源头，我非常厌恶中国人打中国人，虽然我对蒋先生憎恶之极，但为了国家，我愿意和蒋先生公平竞争，我保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余秋兰嫣然一笑，道：“韩先生，对于国民政府，你的所作所为都是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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