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一切都仿佛无可逆转。随着平津的陷落，8月7日，常凯申在全国最高军事会议上宣称：“这回中日战争，实在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这回战争能胜利，国家民族就可以复兴起来，可以转危为安，否则必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中。”[注24]

“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不致再肆侵略。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但是，要知道日本是没有信义的，他就是要中国的国际地位扫地，以达到他为所欲为的野心。所以我想，如果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盼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

“有许多学着说，你不能将几百几千年的民族结晶，牺牲毁于一旦，以为此事我们不可以打战，难打胜仗。——我对这帮学者说，革命的战争，是侵略者失败的。日本人只看到物质与军队，精神上他们都没有看到……”[注25]

按照陈绍宽发到柏林的密电，此次会议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刘湘、何健、余汉谋、何成浚、顾祝同等都同意‘在未正式宣战以前，与彼交涉仍不能轻弃和平，’若战争打响，‘今后军事、外交上各方之态度，均听从中央之指挥与处置。’

次日，常凯申以军事委员长的名义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要求全军‘要有牺牲到底的决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除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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