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以“技术移民”的途径去西方国家（凭借自己的专长去打工、修汽车），可巧我当时搞到了一份：《澳大利亚技术移民资料》，按照资料的提供的评估标准，我给自己进行了“打分”，自己因为年龄（当时已40岁以上）、学历（中专学历）、英语水平（六十年代学的俄语）几项失分很多，自己即使临阵磨抢，例如自费去参加一些英语速成提高班等也很难达到澳方要求，如果不成功，自己缴纳的那笔不菲的签证费也就白白赞助了澳国的国库，经过一番探索和思考，自己知难而退，放弃了这方面的努力。

但是这些挫折和阻碍并没有使我出国的愿望就此打消，当时国内媒体，很多杂志、报纸、包括广播经常发布一些近乎是热情宣扬的“客观”报道：中国人在东欧诸国的“淘金热”，特别是在匈牙利如何创业、发达的故事，无异于给我的出国愿望“火上浇油”。因此作为有心人，我也开始对与匈牙利的事态关注起来。

当听说同单位的一位忘年交周君的儿子周伟最近停薪留职去了匈牙利， 因此就向周君打听有关情况。

周伟是年三十来岁，是北京市某大国营出租公司的司机，已经从业出租多年，经过专业英语培训，英语会话很是可以，这次他去匈牙利是花2500美元买的“入学通知”，以参加自费短期外语培训的名义与公司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周君对于我也想去匈牙利的打算劝导我说：“大伟来电话说，匈牙利现在钱并不好挣，他在那里也找不到正当工作，他只当是到国外玩了一趟，……你是工薪，没有活钱，2500美元对于你可不是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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